王海燕
1942年4月2日，重庆《新华日报》第一版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
五幕历史剧《屈原》
明日在国泰公演
中华剧艺社空前贡献
郭沫若先生空前杰作
重庆活剧界空前演出
全国第一的空前阵容
音乐与戏剧的空前试验
五个“空前”以先声夺人之势震撼了山城，轰动了整个国统区。而随后该剧演出所获得的巨大成功更可谓空前绝后。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的诞生不仅是抗战文坛、剧坛上石破天惊的传奇，在国人的心中，它更如同一道刺破政治阴霾的耀眼的闪电、一声炸裂浓重黑暗的惊雷，它将“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到屈原时代里去了”，有效地冲破了国民党对进步文化的禁锢，痛击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及其反动文艺思潮。因此，围绕《屈原》的创作与演出，在中共和国民党之间展开了一场异常激烈的特殊战斗……
“今年将有《罕默雷特》和《奥塞罗》型的史剧出现”
山城重庆，又以雾都著称。自1939年初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起，重庆的政治气候即与自然气候一样显得风诡云谲，云遮雾障。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突然宣布对其下设的政治部第三厅进行改组，在调离时任厅长郭沫若的同时，强令三厅人员集体加入国民党。郭沫若及三厅进步文化人为此愤然辞职。蒋介石担心这批社会名流涌向延安成为后患，遂决定划地为牢，另设“文化工作委员会”，以笼络、羁縻这批文化人。郭沫若名义上是文工会主任，而实际上正如他所说：“这个文工会只不过是被国民党当作一个民主的‘花瓶’来作摆设而已”。郭沫若曾气愤地称“要摔碎这个‘花瓶’”。但时任军委会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来的一席话却提醒了他：“挂个招牌有好处，我们更可以同它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展开我们的工作”。蒋介石聪明反被聪明误，文工会很快成为留在重庆工作的进步文艺工作者以创作为武器进行战斗的主要堡垒。而郭沫若投枪匕首般的力作历史剧《屈原》正是在这个战斗堡垒中诞生的。
1941年11月，重庆进步文艺界隆重举行了“郭沫若五十诞辰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纪念会上，周恩来高度赞扬郭沫若有着“丰富的革命热情、深遂的研究精神和勇敢的战斗生活”，称郭沫若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号召文艺界向郭老学习。文艺界同仁还用巨竹特制了一支如椽巨笔赠予郭沫若，上刻“以清妖孽”4个大字。纪念活动声势浩大，催人奋进，它标志着国统区进步力量的空前强大与团结，同时更加激发了郭沫若的创作热情，为《屈原》的诞生增添了动力和积蓄。
创作《屈原》，决非作为“五四”时代“诗神”的郭沫若一时灵感突现的冲动。郭沫若从小就热爱屈原和他的作品，屈原是郭沫若倾慕已久的历史人物。从20年代创作自称为“夫子自道”的《湘累》、北伐途经汨罗江时的诗作《屈原行吟处》，到30年代的《屈原时代》以及40年代初的《革命诗人屈原》、《蒲剑、龙船、鲤帜》、《屈原考》、《屈原的艺术与思想》、《屈原思想》等大量文论，直至创作历史剧《棠棣之花》，郭沫若对屈原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研究，其自身也发生了由代表“狂飙突进”的浪漫主义诗人到清醒冷峻的现实主义史剧家的转变。他对屈原抱石怀沙的感慨已由早年的悲痛惋惜完全化作崇敬景仰，而与胡适等人的长期论战，则使郭沫若对屈原精神有了更加成熟的理解和独具慧眼的发掘。随着抗战的到来以及国民党对内政策的逆转，郭沫若发现弘扬屈原精神显得尤为迫切。他认为，屈原那独立不倚、不畏强暴的高贵气节正是时下国人所应有的品格和情操，更是中华民族在历史大变革时代所应发扬光大的。他号召大家要效法屈原代表人民利益的精神，诗人的诗作要使一草一木都成为表现民族气节的题材；剧作家要“借古鉴今”，使历史精神与时代精神熔铸一体，将古人的民族正义与今人反侵略、反投降的现实结合起来，自觉担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责任。
就在历史剧《棠棣之花》演出期间，有人建议道：“郭老，您再给我们写一部《屈原》吧！”一句话，激活了作家多年来蓄积在胸的创作欲望。
1942年元旦，重庆的各大报章上几乎不约而同地刊登了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今年将有《罕默雷特》和《奥塞罗》型的史剧出现”。这一消息使战时原本萧条的新年凭添了喜庆的气氛。若大旱之望云霓，人们翘首以盼，默默期待着……
获悉郭沫若创作《屈原》后，周恩来亲自赶到他家中给予热情鼓励：“屈原当时受迫害，因‘谗陷之蔽明也，雅曲之害公也’，才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现在，我们也受迫害，这个题材好！”“这就是古为今用”。
虽然，郭沫若一直以革命家的胸怀和诗人的特质，热情拥抱历史，也时刻敏感着时代跳动的脉膊，但历史与现实的碰撞从未象今天这样剧烈。这种对历史的钟情终于在整个民族奋起抗战的强烈愿望受到黑暗统治的残酷压制的现实冲突与矛盾中找到了“引爆”的突破口。而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悲痛境遇，与一年前在“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中死难的抗日英烈的遭遇又是何等相似。厚重的历史积淀、强烈的正义感、责任感以及国人的期盼，终于诱发并催生了历史剧《屈原》的诞生。正如郭沫若以后在《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中所说的：“我写这个剧本是在1942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最黑暗的时候，而且是在反动统治的中心最黑暗的重庆。不仅中国社会又临到阶段不同的蜕变时期，而且在我的眼前看见了不少大大小小的时代悲剧。无数的爱国青年、革命同志失踪了，关进了集中营。代表人民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在陕北遭受着封锁，而在江南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最有功劳的中共所领导的八路军之外的另一支兄弟部队新四军，遭到了反动派的围剿而受到很大的损失。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因而我便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了。换句话说，我是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
《屈原》的创作动因如是，因此，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必然会孕育一场尖锐的斗争。
《中央日报》副刊主编孙伏园因《屈原》被撤职
1942年元月11日深夜。郭沫若的战时寓所——被轰炸得几近废墟的重庆天官府4号残存的一座悬脚危楼里。一个奋笔疾书的侧影透过柔和的灯光清晰地贴现在窗棂上……仅仅10天，郭沫若的五幕历史剧《屈原》即告杀青。创作如此神速，堪称中外文学史上的奇迹。
起初，郭沫若打算借鉴歌德的《浮士德》，分上、下两部写屈原的一生，上部写楚怀王时代，下部写楚襄王时代，但落笔时，他妙思泉涌, 竟“天开异想”地把屈原的一生浓缩在一天的故事情节里。连他本人也惊异于自己继《女神》时代以来的这又一个最佳创作状态：
“目前的《屈原》真可以说是意想外的收获。各幕及各项情节，差不多完全是在写作中逐渐涌出来的，不仅写第一幕时还没有第二幕，就是第一幕如何结束都没有完整的预念。实在也奇怪，自己的脑识就象水池开了闸的一样，只是不断的涌出，涌到了平静为止”。
历经风霜的睿智，对古老历史的反思，对民族现实命运的忧虑，终于“厚积薄发”出《屈原》剧作的诞生。郭沫若没有辜负周恩来及文艺界的厚望，那“以清妖孽”4个大字已深深地锲刻在他的心上。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里，《屈原》的问世无疑是荡涤乌云、抨击浊世，唤醒民众的战斗武器。郭沫若终于将这部“以英雄的格调写英雄的行为”的伟大悲剧奉献给了时代和人民。
《屈原》问世之日，正是国民党当局加紧实施文化围剿之时，凡剧本的发表、戏剧演出，都必须通过严格审查，演出还须持“准演证”,许多优秀剧作未经面世就被扼杀了。《屈原》如何发表，郭沫若颇费踌躇，但他很快想起自己那个“花瓶”头衔，“对呀，在我还没有把这个‘花瓶’摔碎以前，我还是‘文化工作委员会’的主任，你《中央日报》还得发表我的剧本！”于是，郭沫若决定：《屈原》哪儿也不发，就在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上发表！
郭沫若将剧本交给了时任《中央日报》副刊主编的孙伏园先生。孙伏园早年即参与中国新文化运动，曾与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等发起创建文学研究会，是一位思想激进、正直有为的知名报人。20年代他在北京主编颇具影响的《晨报附刊》，附刊经他锐意改革后，风格清新洒脱，独树一帜，成为弘扬新文学的重要阵地。鲁迅的《阿Ｑ正传》正是在《晨报附刊》上连载并问世的。
孙伏园读完《屈原》剧本后不禁拍案称奇。他以其睿慧独到的眼光断定，这是一部难得的惊世之作。于是，自元月24日起，《中央日报》持续15天连载《屈原》。继之，孙伏园亲自撰文《读〈屈原〉剧本》，盛赞《屈原》：“满纸充溢着正气”，是一篇“新正气歌”。
《屈原》在《中央日报》发表后，立刻产生了强大的社会影响。面对好评如潮的社会舆论，国民党当局突然产生了政治敏感，并认为：“这是借屈原的时代折射当局”。时任国民党中常委兼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及《中央日报》总主笔的潘公展顿时大发雷霆：“怎么搞的，我们的报纸还要登载骂我们的东西？”当即下令停止刊登赞扬《屈原》的文章。
然而，从火山口喷出的岩浆又岂是一道禁令所能遏制的？由《屈原》剧本深刻的内涵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影响犹如嘉陵江的波涛汹涌奔腾，势不可挡。被迷雾笼罩的山城因之沸腾了！
面对如此局面，国民党当局十分震惊和恼怒，而孙伏园自然被认定为“罪魁祸首”，很快，潘公展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撤销了孙伏园《中央日报》副刊主编之职。
“雷电颂” 响彻重庆街头巷尾
郭沫若之所以创作五幕历史剧《屈原》，其目的就是要将《屈原》搬上舞台。然而，《屈原》从剧本到舞台，却是一路坎坷。面对重重阻挠，周恩来旗帜鲜地明指出：“我们的文艺要同国民党针锋相对，郭老的《屈原》是最具体的、最有效地同他们作斗争的一种表现。”“《屈原》无论在政治上和艺术上都是很好的作品，应该立即排练上演！”并在舆论宣传和组织演出方面作了精心布署。
承担《屈原》排演任务的是一个貌似民营剧团实为中共直接领导下的“中华剧艺社”。它成立于1941年11月，应云卫担任理事长，理事有陈白尘、陈鲤庭、张骏祥、孟君谋等，其他成员主要来自国民党军政系统控制的“中制”、“中电”、“中青”等影剧机构中的进步力量。“中艺”的成立为中共整合文艺界进步力量，利用话剧这一合法武器对国民党进行有效斗争，提供了组织保证。
关于演出力量的配备，周恩来指示当时公开身份为“文工会”副主任的中共党员阳翰笙：《屈原》的演员要配置最强有力的阵容，以保证演出效果。所以，《屈原》采取了全名星制，主角、配角均由第一流的名演员担任。导演为陈鲤庭，演员有金山、白杨、张瑞芳、顾而已等，从而“达到了陪都这两年来剧坛上理想的阵容。” 周恩来还特地将白杨、张瑞芳等主要演员请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教导大家“要充分理解郭沫若创作《屈原》的思想感情，这是郭沫若说给国民党听的，也是表达了广大人民的心声。可以预料，《屈原》一定会引起群众极大的共鸣。你们要下苦功，好好排练，要知道，这就是斗争!”
中华剧艺社对面小茶馆旁的一片空地，已成为《屈原》的临时排练场。导演陈鲤庭和主要演员金山、白杨、张瑞芳等人正兴致勃勃地忙碌着。那里，与其说是排练场，不如说是战场！演职员们全身心地沉浸在历史的悲剧中，但在灵魂深处却涌动着穿越时空的火热激情。他们夜以继日，视排练为战斗。其间，周恩来和郭沫若多次亲临排练场观看和指导排练，给演员们以极大鼓舞。
《屈原》有这样的导演和演员，排练进度自然神速，不到一个月，全剧彩排结束，预计3月26日上演。岂料，国民党再次设置障碍，阻挠演出。中共通过多方努力，才扭转了险情。4月3日，《屈原》一剧历经周折和磨难,终于在重庆市中心最大的国泰大戏院与期待已久的观众见面了……
舞台上。暮春季节，清晨的橘园尚有残橘悬挂枝头。由金山饰演的屈原徜徉橘园，放声朗诵“橘颂”：“辉煌的橘树呵，枝叶纷披。生长在这南方，独立不移……植根深固，不怕冰雪纷霏。赋性坚贞，类似仁人志士……”诗人咏物喻人，意味深长，演员声情并茂，忘我投入。《屈原》刚开帷幕，便紧紧抓住了观众的心。而屈原对其弟子宋玉的一段教诲更为震撼人心：“在这战乱的年代，一个人的气节很要紧。太平时代的人容易做……但在大波大澜的时代，要做一个人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我们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得磊落。”这些掷地有声的铿锵之语与其说是古人的训词，不如说是郭沫若给今人的警言！同样是大波大澜的时代，有多少人随波逐流，苟且偷生，甚至卖国求荣，丧失国格，又有多少人刚直不阿，独立不移，坚贞不屈，以拯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甚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个中是非曲直，昭然若揭。在每位观众的灵魂深处，正义与邪恶、崇敬与愤怒产生了强烈的碰撞，人们压抑已久的情感在萌动、在奔涌……
当舞台场景转换到屈原被禁东皇太一庙，主人翁愤世嫉俗，高吟《雷电颂》时，所有被禁锢已久的心灵的闸门都骤然打开了，它以叱咤风云、气吞山河之势，震撼了国泰大戏院，它道破了人们欲说不能的肺腑之言，让人们蓄积已久的情感终于得到了彻底的渲泄。剧场内外、台上台下群情激昂、交融一片。
山城震动了！战时的蒋管区震动了！当年扮演南后的著名表演艺术家白杨在多年后回忆《屈原》公演盛况时说：“《屈原》的公演，确是我国新文艺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盛事。”“许多群众半夜三更就带着铺盖来等待买票；许多群众赶了很远的路程，冒着大雨来看演出。更有人专程从成都、贵阳、桂林等地赶来”。沙坪坝的学生进城看戏后索性在剧院坐到天亮，和演员们一起交流观后感，讨论剧情。一时间，重庆的街头巷尾到处都响彻了《雷电颂》里“烧毁了吧！”“爆炸了吧！”的声音。
为配合演出，周恩来亲自领导发起了一场以《新华日报》为主阵地，各进步报刊为辅的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新华日报》、《时事新报》、《新民报》竞相报道了《屈原》公演盛况，称其“上座之佳，空前未有”，“这实在是三十一年陪都剧坛上的一个奇迹”、“堪称绝唱”。董必武在《观屈原剧赋绝句》中云：“诗人独自有千秋，嫉恶平生恍若仇。邪正分明具形象，如山观者判薰莸。”他以“如山观者”，万人空巷的盛况描绘了中国戏剧史上罕见的演出景观。
“在险要环境中的一场政治进攻仗”
正如郭沫若所言：“《屈原》从进步方面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热烈的欢迎，而从反动方面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烈的弹压。”
为了抵消《屈原》的影响，遏制《屈原》的升温，国民党文化官员们煞费苦心。他们先抛出一系列“莸草”与《屈原》抗衡，以放映黄色影片和上演美化汉奸和法西斯思想的话剧《野玫瑰》来争夺观众，甚至以教育部名义给《野玫瑰》颁奖。进而利用国民党御用报刊《中央日报》、《文艺先锋》等对《屈原》的创作意图、主题思想、人物塑造和运用史料等等，大肆非难，发起围攻。而攻击最多的，亦或说矛盾的焦点，就是《屈原》的历史真实性问题。
为使其恶意攻击的本意更具隐蔽性，国民党的御用文人们打起“文艺批评”的旗号，长篇累牍地攻击“这个剧本是失败了的”，它“对于史实是歪曲，对艺术是欠忠实”。并提出三条极具欺骗性的“论据”：剧中人物塑造有悖于史实；历史事件不符合历史真实；屈原没有写过“雷电颂”，纯属子虚乌有。这的确欺骗并诱使许多不明真相的人跟着“人云亦云”地批评起《屈原》来。
对此，郭沫若随即撰文《历史·史剧·现实》，提出了独到而鲜明的观点，即“历史研究是‘实事求是’，史剧创作是‘失事求似’。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它不仅科学地区分了史学家和史剧家各自不同的历史任务，同时也澄清了一些人认识上的模糊。郭沫若深入剖析屈原形象，指出屈原一生忧世愤俗，悲愤难扼，终以身殉国，他是中华民族尊重正义、抗拒强暴的仁人志士的杰出代表。郭沫若塑造屈原的形象，其全部着眼点在于对屈原精神的发掘，他没有停留于追求历史的“形似”，更注重追求历史的“神似”。而“雷电颂”则更集中闪耀了屈原精神的光辉。因而，虽然如同某些人所说“屈原当时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但它却完全符合屈原的思想，并跨越时空，喊出了现实人民的心声。
由《屈原》历史真实性的论争引发了更广泛的关于历史剧创作问题的大讨论。《新华日报》、《时事新报》、《新民报》等进步报刊，纷纷推出评论文章，解读剧情人物，剖析“屈原精神”的实质；著名戏剧艺术家洪深撰文《舞台上的现代化与历史》，充分肯定《屈原》的艺术真实性及现实意义；在桂林《戏剧春秋》编辑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茅盾不仅驳斥了关于《屈原》违背历史真实的种种谬论，高度赞扬郭沫若在历史剧创作上的拓荒精神、不断推陈出新的勇气及其在戏剧艺术上的突出贡献，还总结了历史剧创作的经验和规律，指出历史剧可以 “从历史真实中抓住一个要点发挥，不必完全顾及历史真实。”
关于这场论战在当时盛极一时的《屈原》唱和诗中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这些唱和诗刊登于重庆各大报刊，多达百余首，蔚为壮观。唱和诗作，或综观全剧，或立足某一人物，或针对“雷电颂”，或把握某种精神，从不同侧面赞扬了《屈原》艺术真实性的无穷魅力以及郭沫若非凡的胆略和卓越的艺术成就。诗作唱和历时半年之久，影响深远，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道奇观。它们有力批驳了无聊文人的种种谬论和狭隘的历史观，猛烈抨击了国民党借攻击《屈原》来维护其独裁统治的核心所在。
《屈原》犹如一颗“重镑炮弹”,令蒋介石十分恐慌,他严厉训斥陈立夫、潘公展：“这出戏搞得如此沸翻盈天，矛头究竟是对着谁？为啥还让他们去演？得赶快查办！”陈、潘二人不敢懈怠，迅速策划召集了一个大规模的“文艺座谈会”，欲意大肆抵毁、围攻《屈原》。
在这个虽有进步力量参加却为国民党所操纵的会议上，气氛异乎寻常，论战双方泾渭分明，一方虎视眈眈，一方严阵以待。尽管大家对会议所指心知肚明，但起初仍保持缄默。原山东省立剧院院长王泊生作为国民党御用文人的代表，按捺不住了，他首先摆出文化界元老的姿态，痛陈时下戏剧创作的种种弊端，继而直奔主题，矛头直指《屈原》，他指责《屈原》“违反历史，破坏团结”，并故作悲天悯人状：“假使这本戏剧扩大开来，留传下去，对于屈原简直是一种罪过。”潘公展则假意温和地说：“我们的领袖领导抗战很英明，建立了丰功伟绩，我们不能把抗战写得一团漆黑。我们的领袖不是楚怀王。”这本是心照不宣而未挑明的事，他自己倒先对号入座了。此言已出，潘公展自觉不妥，于是话锋一转，声厉内苒道：“什么叫爆炸？什么叫划破黑暗？这是造反！这是有人借演戏搞不正当活动！这是别有用心！”并严词诘问：“为什么要写历史剧？你们究竟要干什么？”
针对这样的诘难，著名电影、戏剧导演张骏祥当即予以反驳：“一个作家写什么戏，是作家的事，有作家的自由。历史剧总是要有人写的。一个作家在一定时期，创作成熟了，就要写历史剧。英国的莎士比亚是如此，中国的郭沫若也是如此。再说，郭沫若的《屈原》酝酿已有二十多年了，今天把它写出来了，为祖国创造一笔精神财富，这有什么好追根究底，好兴师问罪呢？”
一席话义正词严，直说得潘公展张口结舌，王泊生无言以对。随即，其他进步文艺工作者也纷纷驳斥潘、王等人的无稽之言。
理屈词穷的王泊生恼羞成怒，公然提出要禁演《屈原》，潘公展当即表示同意。目睹这出预谋好了的双簧戏，郭沫若及进步文艺工作者愤然退出会场，以示抗议。
《屈原》在重庆遭到禁演后，舆论哗然，国民党的独裁与专横激起了民众的愤怒。在社会力量的支持下，《屈原》告别城市，深入乡村。梅雨霏霏的6月，《屈原》全体演职员来到北碚冒雨续演……
在《屈原》演出成功的庆祝会上，周恩来对这场斗争作了这样的总结：“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场战斗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而围绕《屈原》的这场战斗，实际上又如屈原扮演者金山所说的“是在一种特殊险要的政治环境中打的一场政治进攻仗”，是一次“以戏剧为武器向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的一个前锋。”
虽然，《屈原》最终还是横遭禁演了，但“屈原精神”却早已深入人心，那叱咤风云的“雷电颂”已伴随着滚滚的抗日洪流，一路横扫阴霾，汹涌向前……
发表于《文史春秋》2004年第十期、《党史信息报》（2004年1月28日党史文学版、《江苏党史资料与研究》（2003年第四期）
